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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六劫:你們光恨王道士,有什么用?

原創
2020-03-30  最愛歷史...

    1. 死劫

    公元1006年,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:

    在遙遠的西域,一個名叫于闐[tián]的國家,被新興的喀喇汗國給滅掉了。

    說這件事不大,是因為被滅掉的于闐國,雖然在西域排得上號,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小國。它的滅亡實在沒法跟哪個古代王朝的滅亡相提并論。

    說這件事不小,是因為于闐國信佛,而滅掉于闐國的喀喇汗國信伊斯蘭

    想當年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時候,西域是萬佛之國。而隨著于闐在宗教戰爭中敗北,西域在新霸主的統治下開始了伊斯蘭化,原有的佛教則遭遇了毀滅性打擊。

    許多于闐的亡國者向東逃難,來到了與于闐毗鄰、又有姻親關系的歸義軍。他們帶來伊斯蘭教東進的消息,讓歸義軍首府沙州的眾多佛教僧眾不寒而栗:這甚至比信佛的西夏人從東邊攻過來還要可怕。

    ▲ 莫高窟第96窟:于闐國君李圣天

    為了躲避這場可能到來的文化浩劫,沙州三界寺的僧眾們決定,將珍貴的佛教典籍、經卷、絹畫,連同許多于闐文化精品,一并封存。

    封存的地點,選在了沙州以東的三危山。在這座沙漠與戈壁交界的荒山上,自十六國時期開始,萬千佛教石窟便陸續被開鑿出來。

    三界寺的僧眾選了其中一窟,在窟壁上又開鑿了一個小洞,將數以萬計的文化瑰寶放了進去,然后小心地修復窟壁,又畫上壁畫作掩飾。

    所幸,喀喇汗國沒有攻過來。這個新興的伊斯蘭政權在攻滅于闐之后沒多久便陷入分裂,喪失了繼續東進的實力。而東邊信佛的西夏人,最終打了過來,取代了歸義軍成為這片土地的統治者。

    歸義軍雖然不在了,但這片土地上的佛教文化到底是免除了滅頂之災。

    西夏統治時期,三危山上的石窟修建沒有停止,新修的窟數量達100個之多。后來,人們稱之為“莫高窟”。而隨著戰亂止息、絲綢之路恢復,沙州,這個在今天被稱為“敦煌”的地方,得益于黨項人的治理再一次車水馬龍。

    繁榮之下,有關那場文化浩劫的危機漸漸被人遺忘。那個藏了無數珍寶的小洞,竟也隨著當事人的去世,成為歷史的秘密,淹沒在時間的長河中不為人知。

    直到九百年后,一個道士讓這一切重見天日。

    2. 生劫

    這位道士姓王,真名叫什么,沒有人知道。

    1850年,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。雖然年少時讀過幾年書,但隨著咸豐年間的大旱,王道士的命運還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逃荒的求生之路。

    后來,他輾轉投到了肅州(酒泉)巡防軍,當了兵。退伍后,他出了家,成了一名修仙的道士。大概在五十歲左右的時候,王道士來到了敦煌,搬進了莫高窟。

    一個道士,是如何住進佛窟,成為佛窟的代管人的?這其中的原因,如王道士的真名一樣無人知曉。但不管怎么說,“道士住佛窟”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。

    王道士心里也很明白這一點。于是安定下來不久后,他便著手開始改造佛窟,希望它至少在內容上,像一座道觀。

    就這樣,王道士辛苦化緣,然后將化來的錢財奉獻給自己的信仰。

    他請人像先人那樣,把洞窟的壁畫涂抹,只不過不再畫上佛教題材的壁畫;他把窟里的佛像請走,換上道教的靈官;他把一些窟里的隔墻打通,以便往來。

    作為一個生活在19世紀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,王道士的腦殼里當然不會有“文物”“文物保護”這樣的概念。他只遵循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喜好,對眼前的環境進行改造,使之“合乎情理”。

    ▲ 一個道士主宰了佛窟的命運

    在王道士和他的雇工的辛苦努力下,佛窟一天一天朝著道觀的樣子轉變。忽然一日,在清理完一個洞窟前多年堆積的沙子之后,一個楊姓伙計發現這個窟甬道北壁的壁畫后可能有洞。

    當晚,王道士與楊伙計一起擊破墻壁,發現內有一門,高不足容一人,泥塊封塞。打破泥塊后,發現是一個小洞,約丈余大,有白布包等無數,充塞其中,擺放得極為整齊。每一個白布包裹著經書十卷……

    昏暗的燈火下,王道士一臉茫然。

    這一天,是1900年6月22日。而在前一天,遠在北京的慈禧老佛爺,下詔對“彼等”列強“宣戰”。

    九百年前,三界寺的僧眾們所藏的珍寶的藏經洞,就在這樣的時機,被一個道士和一個伙計發現了。

    3. 亂劫

    王道士到底是讀過一點書的人。面對這海量的經卷,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,便覺得這些東西不一般。

    那一夜,不知道王道士有沒有失眠。他儼然將這些寶貝視作自己的“私產”:

    有了這些寶貝,用它們去打點一下達官顯貴,整修道觀的功德錢不就容易到手了嗎?

    王道士馬上開始行動起來。他粗略翻看經卷,將其中“寫得不錯”的幾卷拿出來,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士大夫。

    后來,王道士干脆搞了一大箱經卷,親自送到酒泉給道臺廷棟看。廷棟隨手翻了下,竟覺得里面的書法寫得不如自己好,不把經卷當回事。

    王道士大失所望。

    1902年,王道士的湖北老鄉汪宗翰出任敦煌縣長。王道士一見老鄉來了,便特意挑了一些上佳的經卷、絹畫送去。

    次年,著名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就任甘肅學臺。陸續有一些官員便把王道士送給自己的經卷、絹畫等,轉送給葉昌熾“打點關系”。汪宗翰便送了《水月觀音像》《大般涅槃經》。

    ▲ 葉昌熾(1849-1917),中國人離保護敦煌經卷最近的一次

    葉昌熾是行家,當即判定這些敦煌經卷的學術價值。汪宗翰主張將藏經洞內的珍寶運到省城蘭州妥善保管,但因為種種原因,直到1904年,上面才回話說“原地封存”,仍交王道士保管。

    稀世珍寶的命運,就這樣被確信無疑地交到了王道士的手上。

    王道士當然沒有對這些珍寶“原地封存”。

    他繼續拿這些經卷送人,換取功德錢,換取改修道觀的支持。

    在1907年之前,不知有多少敦煌經卷,作為王道士的禮品,被送給來往客商和達官顯貴。而官府對此,竟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,完全沒有關心,更不會有實地的考察和保護。

    直到有一天,“洋人”來了。

    4. 盜劫

    1907年3月,一個英國探險家帶著他的小隊,在一個名叫蔣孝琬的中國向導帶領下,來到了敦煌。在路上,他已經聽聞敦煌這里出了經卷。此次趕來就是為了一探究竟。

    然而很不巧,他來的時候,這些經卷的“主人”王道士,外出化緣了。

    不過他并不著急,在敦煌停留了兩個月,安心地等王道士化緣歸來。

    他的名字,馬爾克·奧萊爾·斯坦因

    ▲ 斯坦因(1862-1943),猶太人,原籍匈牙利

    5月,王道士終于回來了。出于對“洋人”的忌憚,王道士懷疑斯坦因一行不懷好意:

    “是不是要來搶我的經卷?”

    但在中國向導蔣孝琬的說明下,王道士卸下了心里的包袱,從開始的防備、抵觸,到漸漸接受。他拿了幾卷經書給斯坦因看,就像往常送給達官顯貴換取功德錢那樣。

    斯坦因看后,驚呆了。

    他不會講漢語,而被他稱為“師爺”的中國向導蔣孝琬,只會講家鄉湖南方言,也不會講英語。所幸倆人都懂一點維語。于是斯坦因便用維語向蔣師爺說明原委,蔣師爺聽明白后,再用湖南方言跟王道士周旋。

    在蔣師爺的口中,斯坦因成為像唐玄奘一樣的取經者,不遠萬里來到敦煌,就為了一睹“真經”真容。這讓王道士聽了大為感

    蔣師爺還說,愿意付出一筆錢,來作為取經的費用。這正中王道士下懷。

    于是在蔣師爺的鼎力相助下,東方道士與西方玄奘一來二往,很快就談妥了:

    斯坦因以四塊馬蹄銀,合200兩銀子的價格,交換了1050個裝漢文經卷的包裹,每一個包裹平均有12本經卷。此外,還有80個裝藏文經卷的包裹,以及梵文、于闐文、粟特文、回鶻文等用各種文字作成的絹畫、絲織品、文書等:

    數不勝數!

    王道士對這筆交易很滿意,畢竟能一下子入手200兩銀子,這種“好運”不是什么時候都能交到的。

    斯坦因對這筆交易也很滿意,雖然身上的錢財幾乎散盡,但在這位探險家、考古學家、東方學者眼里,他以200兩銀子換來的東西,在未來任何一個時期都將是無價之寶。

    對蔣師爺的大力協助,斯坦因非常感激。作為對他的感謝,斯坦因以兩塊金表相贈。

    ▲ “蔣師爺”蔣孝琬,斯坦因攝

    蔣師爺對促成這筆交易也感到十分驕傲。臨終前,蔣孝琬對兒子口述遺囑,他說道:

    “我受雇于大英國政府凡17年,雖不敢說有功,但也算兢兢業業,克盡職守……”

    他要求自己的兒子,務必將自己的死訊轉告斯坦因,以求“大英國政府予以憐憫,撥出補助金”,以此還清債務并還葬鄉里。

    他還叮囑自己的兒子要好好保管那兩塊金表:

    “那是紀念物,紀念的是我做出的有價值的貢獻。”

    5. 殤劫

    與斯坦因一樣,對中國西部這片古老土地充滿好奇的各國探險家,接踵而至。

    緊隨斯坦因腳步的是法國人伯希和

    ▲ 伯希和(1878-1945),在藏經洞

    與斯坦因不同,伯希和不僅通曉漢語,而且對漢學也有深入的研究。在20世紀早期的國際漢學界,說伯希和是領軍人物一點都不過分。

    然而即使是學術上的領軍人物,卻也難逃利益的誘惑。面對這敦煌經卷無價之寶,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樣,通過哄騙王道士,賺得體滿缽滿。

    借著會說漢語的優勢,伯希和幾乎沒遇到王道士什么抵抗就輕松地獲準進入藏經洞——王道士的私人領地——進行經卷的閱讀和選取。

    憑借著高深的學術功底,伯希和雖然來得晚,但所選經卷的價值件件不輸斯坦因。

    為這些經卷,伯希和出了500兩銀子。王道士臉上樂開了花。

    1909年,已將大部分所購敦煌經卷運回國的伯希和,前往北京購書,不想京城一片“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”。通過伯希和隨身攜帶的《沙州圖經》殘卷,中國“懂行的人”才第一次知道,原來敦煌出了這么多寶貝!

    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端方“聞之扼腕”,當即向伯希和表示愿意購回一部分。伯希和拒絕。端方只得懇請伯希和“他日以精印本寄與”,并說:

    “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!”

    在端方,以及學者羅振玉等人的呼吁下,清政府開始搶救殘余的敦煌經卷。

    1910年,清政府下令,出錢將所余敦煌經卷悉數購買,運到北京收藏。學部特批資金6000兩

    按照這樣的設想,王道士鐵定要發財了,剩余的敦煌經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。然而這終究只能是個設想:

    6000兩銀子到了敦煌,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廟和城墻,到王道士手上的,居然只有區區300兩“香火費”

    王道士感到被羞辱。

    ▲ 王道士(1850-1931)

   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,把相當一部分“書法嚴整”的經卷偷偷藏了起來,余下那些他不喜歡的,則上交給清政府。

    而在經卷運送到北京的途中,沿途官員竟然層層抽水,幾乎每到一處都要少一部分,到北京的時候零零散散,殘破不堪。

    多年之后,當中國學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經卷時,也不得不慚愧感嘆:留存文物遭劫更甚,反不如法國保管之善。

    陳垣編寫《敦煌劫余錄》,陳寅恪作序,慨然道:

    “敦煌者,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!”

    對此,王道士心里自然無感。他只對經卷上的書法有感覺。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經卷,后來又陸續賣給了俄國人、日本人。

    就這樣,在后來的商業流轉中,敦煌經卷散佚到多個文化大國的博物館。偏偏中國自留的那些,是最令人可憐的一部分。

    6. 人劫

    1935年,時年36歲的中國學者向達,遠赴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。這部分敦煌經卷,正是當年斯坦因從王道士處購買,存放在大英博物館的珍品。

    然而向達此行非常不順利。

    英國的漢學研究在當時十分落后:雖然斯坦因千里迢迢把敦煌經卷搞回去,但在英國國內竟無人能對此展開深入研究,包括斯坦因本人,也無法因之做出什么像樣的學術成果。

    但如今面對中國學者的到來,拿不出什么學術成果的英國人,只能拿出他們的傲慢

    包括之前到英國的浦江清、張蔭麟等中國學者,都如向達一樣,在英國人的阻撓下無法自由地對經卷展開研究。

    不得已,大家只能把經卷抄下來,再帶回國內。

    ▲ 向達先生(1900-1966)

    1938年,向達帶著抄錄的幾百萬字的敦煌資料,回到中國。

    在戰火滔天中,“敦煌學”回來了。

    1931年,王道士去世,他的弟子在莫高窟外給他立了一座道士塔。時至今日,前往莫高窟參觀的游客,還可以看到這座塔。

    回想這敦煌經卷的命運,斯坦因、伯希和等人的盜購是野蠻的,然而王道士的愚昧,又何嘗不是一種野蠻?

    廷棟、汪宗翰、葉昌熾等人的漠視、不作為,又何嘗不是一種愚昧?

    敦煌經卷,躲過了中世紀宗教戰爭的侵襲,躲過了時光的侵蝕,卻在近現代曙光來臨的20世紀初遭此劫難。

    誰該為這野蠻埋單?誰又該為那愚昧埋單?

    1966年,風暴之中,向達死了。而劫后余生的莫高窟和那些殘留的敦煌經卷,竟被保護了下來,沒有遭到破壞。

    一同保護下來的,還有那座屹立在莫高窟外道士塔,空對風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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